她11岁，搬了20多次家

20多年来，学者韩嘉玲几次打听过张艾玲的消息，都没有结果。

有人说，张艾玲把她1998年在北京创办的农民工子弟小学（桃园学校）卖掉之后，飞往国外，读书去了。但韩嘉玲和桃园学校当年的几个小学生，还保持着联系，20多年来未被切断。2020年武汉疫情暴发之后，韩嘉玲被触动，回访了18位桃园学校曾经的学生，以一个几乎从未有人展开过的时间维度，回溯了这一群流动儿童20年来的生活史。

如果说，这18位流动儿童，是在上世纪末跟随中国第一代“民工潮”进京的“农民工二代”，那么现在，他们长大成人、结婚生子，有人在城市落户，有人仍在漂泊。部分人的子女已经成为流动中的“农民工三代”。

而韩嘉玲，还在关注着他们，未曾移开过目光。韩嘉玲告诉南风窗记者，“如果不解决流动儿童教育的问题，动荡不安的命运就会被遗传。”

就在接受南风窗第一次采访的当晚，韩嘉玲竟然意外寻回了曾经的桃园学校校长张艾玲的微信。

原来消失的这些年，张艾玲没有去国外，而是回到了山东农村，从事公益，始终独身，还入选当过“山东好人”。

跨越20年，两位女性重逢了。

张艾玲向南风窗记者讲叙韩嘉玲当年给桃园学校的帮助。在1998年北京四季青的一块大菜地旁，一间起初没有墙壁的简易学校里，韩嘉玲来做调研，给孩子们捐赠过一座图书室。得知韩嘉玲至今仍在做着流动儿童教育研究的相关工作，且刚作为主编出版了一本《流动儿童蓝皮书》，张艾玲第一句话是：“没有人比她更合适。”

韩嘉玲则惊叹不已，感叹命运的戏剧化。

两位旧友，均已年过六旬。在急剧变革的年代遇见的两位女性，走散了再重逢，各自仍在自己的田野之中。

以桃园学校的点点滴滴作为起点，在韩嘉玲教授之后，南风窗记者陆续又采访了《流动儿童蓝皮书》的另外四位作者：广州市黄埔区比邻公益服务中心创始人熊亚洲、广东律成定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蒋杰庆、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高级项目经理梁海荣、中山大学社会工作硕士罗琦韵。

他们从北到南、从山村到城市、从政策到实践，把关怀的目光拉回了2023年的中国流动儿童现状图景中来。

“十年过去，越来越多的儿童加入了流动之中。”

——《流动儿童蓝皮书》中对比了2020年和2010年的中国流动人口、流动儿童数据，得出如此结论。

按照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的定义，18岁以下都属于儿童。

在我国，在2020年流动儿童人口的数量，几乎是十年前的两倍，已经从3581万人增长到了7109万人。

同时，流动儿童占儿童总数的比例也几乎翻倍，从2010年的12.8%增长到了2020年的23.9%。

这意味着，现今每4个儿童中就有一个孩子是流动儿童。

中国彻底进入了一个大流动时代。

而且，流动的命运，正在向不同的人群蔓延。

一个现象是，我国流动人口的教育结构，在这十年间发生了明显的演变，它呈现出一种“高升低降”的趋势，即低教育水平的人数占比减少，高教育水平的人数占比增加。也就是说，农民工不再是流动人口的代名词，有更多不同教育背景的人变成了流动人口。

流动的扩大，令人担忧，却也蕴藏转机。

因为流动人口的权益，一旦与更多数、更多样的人密切相关，也就意味着将有更多人有意愿来改写下一代流动儿童的动荡命运。

2021年，韩嘉玲在武汉回访桃园学校曾经的学生，争争。

记忆中腼腆害羞的小男孩，如今已为人父，争争坐在韩嘉玲面前，十分平静地讲叙着他这些年的经历。一旁的韩嘉玲，心却揪起来。

幼年的争争，1995年跟随父母去北京，1996年回到湖北上小学一年级，1997年去北京上二年级，韩嘉玲还记得在桃园学校第一次遇见争争时他那可爱的模样。但2002年，争争又不得不回湖北安陆读初一，最后中考失利，2005年再回到北京，十几岁加入打工大潮。

如今，争争打拼十余年，终于有能力在北京生存，又因为他自己的孩子到了入学年龄，选择回到湖北武汉生活。

争争并没有武汉的户口，这是一次折衷的再次流动。

几进几出，争争好像一只梭，在北京和老家之间，在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之间，来来回回。直至他的孩子，也沾染上了流动的命运。

韩嘉玲询问争争，为什么执意放弃北京的一切，回到武汉？

争争说：“我感觉始终都是在漂泊，所以我不想让我孩子再去经历一次我这样的经历。”

在韩嘉玲回访的18个孩子中，有人像争争，正在努力让下一代摆脱流动的命运，尚未成功，仍需努力；有人则已经在省会城市、甚至是一线城市落户，不必再流动；而也有人，仍向韩嘉玲求助：我的孩子，要怎么在城市上学？上不了学怎么办？送回老家没有人照看怎么办？他们还在挣扎。

每一次碰到这样的求助，韩嘉玲都感到心中发涩。“我这二十多年的工作，是不是白做了？”“只要流动儿童教育的问题不解决，动荡的命运就会遗传。”

如何结束一代人动荡的童年？

桃园学校18个孩子的经历，为一个时代提供了一段长达20年的生命样本。但他们所展示的，并不只有流动的结束，而是一群过去曾共享流动命运的人，如今正在分流。

有人不再流动。因为他们通过婚姻、奋斗、机缘在大城市落户，扎根下来；或者无法在城市获得理想生活，又流转至其他地方……以迥然不同的方式，成为城市流动人口数量的“吸纳式减少”和“排斥性减少”的对象。

有人仍在流动，他们的下一代，仍旧在迎接如何异地上学、中高考，要不要回老家当留守儿童的挑战。

或者说，韩嘉玲对第一代流动儿童20年生命史的跟踪，所提供的并不是一种“如何结束流动”的启示，而是“第一代流动曾这样活”的提醒。他们的生命痕迹必须完善，才能成为一张醒目的标签，告诉更多的中国人，20年前那一代人的童年当初如何展开，每一份流动的伤害都不可撤回，而这些，如果不解决，很有可能在你我的子女身上重现。

毕竟这20年来，流动，已是更多人的命运。

回想自己的童年，85后熊亚洲印象最深的，是搬家。

父亲从农村去重庆摆地摊，妈妈在餐馆做服务员，幼年时的熊亚洲，跟着父母，一两年就要搬一次家。

“我印象很深，我四五岁，父母搬家拿大箱子，我提个小桶，里面有时候放几双筷子、两个碗，跟着父母后面，屁颠屁颠地走很多趟。那个时候没有搬家公司，都是自己一箱一箱地扛，重庆的那个路，好像蚂蚁搬家一样，（一天搬不完，）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再来。”

熊亚洲记得他们曾经租住过一间阳台。那间阳台横放两条板凳，再垫上木板，铺就一张小床，就是一个三口之家；床一面靠墙，另一面，只剩不到15cm的走道。彼时的小熊亚洲，经常踮脚下床，溜着进进出出。

如此长到六七岁，熊亚洲回老家农村上学，结束流动，成为一名留守儿童。

他再一次接触流动儿童，是在北京上大学时，2006年的一个冬天。熊亚洲跟随社团，去往北京五环外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做志愿者。那正是北京紧锣密鼓筹备奥运会的阶段，从市中心来到五环外，每一次的2小时车程，熊亚洲都要穿越一次“北京折叠”。

零下十几度的天气，没有集中供暖的宿舍，晾衣绳上挂着的满是洗衣粉泡泡的棉裤，一年级要住校的小学生。他们再次触动了熊亚洲。

毕业之后，他开始专职从事流动儿童相关的服务工作。如今，熊亚洲在广州黄埔区的城中村经营着一家公益组织，“比邻公益服务中心”，为周边的流动人口提供公共空间和各种社区服务。

一晃眼，30年。从“资深”的中国第一代流动儿童，到关心公益的大学生，再成为服务流动人群的专职公益人，熊亚洲从西南到北京，又回到南方。年轻的他，同样历经着时代的变迁。

“相比以前，今天的流动儿童的处境有何不同？”南风窗记者询问熊亚洲。

小时候的亲身经历、17年前在北京看到的孩子的生活状态、如今在广州看到的孩子们的处境，熊亚洲一一讲叙，他说：“到底有什么不同？我最大的感受是物质生活变好了，差距在消弭。”但不变的，似乎仍是搬家，是搬家时那一颗颗依旧敏感的儿童之心。

17年前，熊亚洲曾在北京参与一个流动儿童的音乐剧筹备，让孩子用音乐的方式去表达自己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故事。他当时的工作，是提前跟孩子做访谈。其中有一个五年级的女孩告诉熊亚洲，她11岁，已经搬了20多次家。

“说完她就跟我数，她住过北京的皮村、东各庄、曹各庄……一下说了十几个名字，一半的地方我都没有听说过，但她如数家珍。我就很震撼。我很难想象一个10来岁的孩子搬过20几次家的经历。”

熊亚洲好奇，小女孩的搬家是怎么搬的？是像他小时候那样搬的吗？女孩说她搬家，是早上背着书包去学校上学，上完学之后，等她四点钟放学回到家，发现家就空了，东西已经搬完了，然后爸妈就会告诉她，“我们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2006年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学费是可以按月付的，小女孩也知道，自己马上就要跟着换学校了。她说自己很伤心。

“最伤心的是什么？说起来很心酸，她说她没有时间跟同学和老师道别。”不管是当时还是如今再回忆，熊亚洲的眼泪都止不住。

而17年后的现在，熊亚洲依旧遭遇类似的困境。

他所服务的社区里有一个小男孩，在民办学校读六年级，同学们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老油条”。原因是，整个班里，只有他是从本校一年级读到六年级的。这些年，他送走了无数同学，甚至任课教师。在一线城市的民办学校里，似乎流动，才是常态。

30年前的自己，17年前的小女孩，2023年的今天，搬家、换学校的故事仍旧在重演。

也许生活的条件早已大大改善，但动荡的教育经历，对敏感的儿童所带来的伤害，似乎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流动”，这两个字里，本身就有需要应对的社会问题。

在城中村做流动儿童服务的第三年，熊亚洲发现，一切没有那么简单。

原本他想得很简单，是因为在城中村里发现问题很简单，都是一些很直观的需求：没有托育照顾的空间、没有阅读的书籍、没有培养兴趣的机会……孩子们有什么需求，他就提供什么服务。

几年下来，他也看得透彻，对流动儿童的需求有一个总结：0-6岁要和父母在一起，6-12岁要上好学，12-18岁要有异地参与中高考的权利。

需求弄明白了，服务就去做呗。但是实际上，远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慢慢地，熊亚洲发现，他们工作人员辛苦支持、鼓励一个孩子一整年，可能父母的一个决策、甚至一次发火，就会让孩子离开。但往往，去和家长做“正面教育”的倡议是很难的，甚至都说不出口，因为流动儿童的家长们，往往是更疲惫的。

他们可能在工厂车间、烈日街头、楼里巷里辛苦工作了整整一天，回到家发现孩子下午4点半放学，到晚上8点还没有写作业，他们怒气难消，一下子根本顾不上还要去“正面教育”孩子。因为生活中，没有人这样正面地对待过他们。他们在工厂里、平台上，也许遭遇过更多的戾气，没有办法对孩子轻声细气。

因为真实地见识过一次次社会大生产的戾气，甩到流动儿童的身上。熊亚洲也逐步意识到，要做流动儿童支持，必须要做流动家庭的支持。

于是，比邻社区公益服务中心也开始支持家长的需求。

当因为“二胎潮”，各大城市适龄入学儿童数量增加，一些流动儿童难以获取入学资格时，他们做讲座，向家长们做积分政策解读，帮他们出谋划策。

一个小小的公益空间里，白天里有孩子阅读，晚上可能是妈妈们在上瑜伽课，或者是工友们一起看电影。

原本陌生的工友们，以比邻公益服务中心为据点，彼此招呼，呼朋唤友，在城中村成立了十余个社团：有开办了半年就偃旗息鼓的露营活动，也有几年长盛不衰，每次出行都颇为壮观的爬山活动，还有非常受孩子们欢迎的足球活动。

2023年8月11日，在广州黄埔区的比邻公益服务中心，一位妈妈告诉南风窗记者：“（比邻）和老乡一样重要。”

站在比邻公益服务中心，是能感受到广州这座城里，来自社区公益服务的力量的，它完全扎根向下，因为付出，因为专业，赢得了许多居民们的心。

当然，不只有比邻，广州还有许多家社区公益机构在各个城中村、城边村里为流动人口提供服务。他们在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的支持下，成立了“小禾的家”，目前已经有20多家机构加入“小禾的家”，在珠三角的各个地方服务着。他们做的事和比邻类似，但在具体服务中，又有太多不同的鲜活故事。

8月11日那一天，十余位学者探访比邻，是社区的妈妈们来帮忙张罗的午饭，有人中午忙完，就要骑着电瓶车开上十公里，回去上班。

其中一位妈妈，四川人，今年49岁，是一位清洁工人。她高龄得子，儿子今年正上六年级。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别的妈妈提起她的孩子，会竖起大拇指，说你儿子特别优秀。这位妈妈神色骄傲，却又似乎露出为难。

因为49岁的她，不管是年龄，还是居住证的办理，抑或是社保的缴纳情况，都无法满足让孩子积分入中学的资格，即使将来勉强上民办学校，可能还是要面临着回老家中考的挑战。

从8月11日到8月12日，一些学者、律师、公益人、媒体人聚在一起，多次谈起这位妈妈的困境。大家为她想办法，七嘴八舌。

了解相关政策的蒋杰庆律师建议，这位妈妈的现有状况，或许可以去邻近的中山市落户，以保证孩子将来能在广东省参加中、高考。

了解政策，对于流动儿童入学，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家长必读”。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流动人口都有掌握获取信息、理解信息、运用信息的能力。此时，公益人、媒体人、律师、学者，都会在其中产生一份“翻译”或是“邮差”的作用。

不仅是了解新政策，在城市生活中，甚至是积极参与对政府所制定政策的反馈，也正在成为流动儿童教育困境解决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中山大学社会工作硕士罗琦韵向南风窗分享了一个故事。

这是刚刚过去的2022年，在公众的积极关注，参与协商和建议的背景下，历时3个月，广州天河区调整了入学积分政策的一项正面案例。

在广州的公众参与案例之外，南京与苏州的城市积分互通，也是被众多研究者所称赞的积极案例。

韩嘉玲对南京和苏州的积分互通实践，颇感兴趣，称要在下一本《流动儿童蓝皮书》中，去实地调研这一项政策为流动儿童教育所带来的真正福利。“如果他们做得好，希望更多的城市去学习。”

如何应对一个流动的时代？或许，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展现出的“可流动性”，是解决方法之一。

但更多的办法，仍旧留待政府、企业、公益人、学者……每一个社会角色参与进来，共同探索更多、更深。

2023年出版的这一本《流动儿童蓝皮书》是全系列的第三本，一群学者、媒体人、公益人、律师在其中严肃地回答了一些问题，但也仍旧面临一些未解开的疑问。

而这一次离开广州，回到北京郊区的家，韩嘉玲又要开始张罗下一本《流动儿童蓝皮书》的调研和书写。如果她的“孩子们”还在遭遇流动中的教育困境，她就肯定会再一次，坚定地回到她的田野。

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受访者供图，部分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