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CBA has been promoted by a number of development NGOs and international agencies as a means of demonstrating the importance of participatory and consultative approaches to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CBA set out on the wings of the ideals of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has faced its fair share of controversy and challenges. But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community-based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is important, and there are already considerable projects in practice or already completed in Asia, Africa, the Pacific Islands and elsewhere. In recent years, CBA has also receive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for its research and sharing of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Therefore, CBA still needs more actors to put their feet on the ground and research, and more shared attention from more parties to provide more and more useful adaptation experiences to more vulnerable communities.
2021年8月，千禾社区基金会联合万科公益基金会发起“培力气候先锋——珠三角地区的城市社区居民气候适应意识提升计划”，该计划属于社区应对气候变化项目集的一部分，我们在项目设计时就将基于社区的气候变化适应 （Community Based Adaptation ，简称CBA）纳入项目理念中。
气候变化适应的观点和实践，有主张自上而下的科学技术流，也有主张自下而上的草根行动派，CBA就属于后者。CBA 已被一些发展类的非政府组织和国际机构推广，作为展示参与式和协商方法在适应气候变化中重要性的一种手段。社会弱势群体的贫困和边缘化，大量地生活在高风险环境中，是气候变化背景下最脆弱的人群——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和应对能力低，容易暴露在气候变化的状况下，生活极容易受到较大影响。CBA的支持者和实践者认为，这些最脆弱的人群往往是温室气体排放最少的，因此必须向他们提供有计划的、可参与的、因地制宜的适应支持。因此，CBA就是一种旨在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应对气候变化威胁的重要方法。许多分析人士认为，CBA是气候变化政策当中代表社会弱势群体的重要途径。虽然并不充分，但CBA能为气候变化政策在社会包容性上产生更广泛的转变提供有效经验。相比起仅靠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实践，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社区韧性，更需要与其他社会组织、经济组织走在一起。有时候，CBA可以通过简单、容易获得的技术手段来实现，例如利用洪水期间储存淡水，或把近海地区的房屋建在地势更高的位置等等。有时候，CBA可以很复杂，需要提升社会和经济的复原能力，例如帮助人群获得更广泛的生计机会，或提高弱势群体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等等。但无论如何，CBA作为一种基于社区的适应方法，从评估社区及人群脆弱性开始，直到行动，都要求着CBA实践者与社区当地通力合作和全程参与。所谓通力合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参与的相关方包括行动机构、当地居民、政府部门等，二是问题考虑范围必须包括社区居民的多样性、居民日常优先事项、关注事项、观点与文化风俗等等。理想状态下，CBA应是一个由社区主导和驱动的过程——行动机构和社区之间是伙伴关系，并非为当地居民做、并强加给当地居民的事情。CBA实践者需要考虑上述因素调整适应战略和行动，保持社区自治，并产生与当地居民相关和可接受的内生结果。在所罗门群岛西部省村庄，研究机构发现当地居民高度依靠海洋及渔业维持生活和生计，但气候变化为当地带来日益强烈的风暴、干旱、珊瑚白化、海平面上升和洪水以及海岸侵蚀等问题，直接威胁着当地人的生存和发展。通过与当地居民联手进行脆弱性评估、开展能力建设培训班、社区内部研讨会等一系列参与，社区居民在多项适应计划达成共识并加以实践，其中包括：把建造风暴庇护所等事项列为社区优先行动事项；重新种植树木和沿海植被以稳定沉积物，保护海岸线；加强社区生计多样化，考虑蜜蜂养殖、坚果生产销售、生态旅游业等等。
台湾在社区大学里开展“研习班”，向社区民众了解应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并建立共识、愿意采取行动来减轻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
例如在台湾北部，大汉河供应着800万人的生活供水、农业用水，但当地降雨模式的剧烈变化，给流域生活带来了巨大危险：洪水、土壤侵蚀、严重泥石流、威胁粮食安全等等。通过研习班，社区居民被孤立深入思考当地的水资源和土地利用，赋能居民通过节水、可食用景观来实现可持续发展，推动基层部门进行土地利用规划、防灾能力建设等事项。由于CBA“因地制宜”“社区参与”的特点，这让社区适应活动往往仅能在当地社区内执行，难以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因此一些分析人士认为，CBA需要“主流化”，必须要做“上升”和“出圈”的动作。“上升”，就是具备扩大影响力规模，要求CBA能把当地需求传递到更高层面的决策中。“出圈”，就是把小规模的项目转化为更大规模的共同努力，或者将本地适应的方法覆盖到更大的地理区域内。实现主流化，CBA能扩大覆盖范围、让更多人受益，还可以让脆弱群体的需求能体现在地方、国家、国际的适应项目、政策和投资中。原则上，CBA的方法期望通过包容、赋能、有针对性地支持应对气候变化脆弱人群，但实践表明，这些愿望难以达成，主要面临着以下8大挑战。“社区”一词往往被视为一个具有共同文化、价值观、期望和目标的人群。然而，当地社区居民具有内部差异，包括在优先事项、需求、脆弱性和能力等方面的不同，权力分配往往不均且不公。学者建议，CBA需要将社区视为一个联系松散、由不同的宗教信仰、价值观、社会认同、派系所组合起来的社会文化群体。要让弱势群体包容、公平、有意义地参与，本身就是极具挑战的。在现实中，最贫穷、最边缘的弱势群体，他们所关注的事项、优先事项、和观点，很容易被社会精英所左右的。一些“参与式”决策往往反映的是精英们的需求，且让精英们获益。由于与弱势群体的优先事项和短期利益相冲突，适应计划的规划非常复杂。缺乏社会资本的支持，会阻碍人们相聚在一起做出集体、民主的决定，采取集体行动。此外，“参与”二字往往容易“造假”——外部机构行动者让社区内部居民接受预先计划好的政策和干预措施。理论上，CBA是为了打破自上而下的气候变化适应话语体系。但主导着国际气候适应话语的“科学”知识系统，更倾向于用科学技术来应对特定的气候变化压力，而将把适应视为发展的“附加品”。这样自上而下的观点，会忽视本地视角，让气候适应冒上阻碍本地自治、限制有意义参与的风险。CBA对社区当地适应的关注，可能会淡化对社区以外的结构、政策、行动等影响因素的关注，看不到其他特定地方的气候经验。此外，过于关注小规模、草根项目，会限制项目支持更多脆弱人群的潜力。尽管发达国家已经承诺，到2020年，每年动员1000亿美元以解决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需求，但目前关于适应的资金并不足以满足数十亿的弱势群体的适应需求。CBA的干预措施与发展领域的行动相类似，这使得CBA的好经验难以提取，影响着捐赠资金的吸引，项目与融资需求难以保持一致经验表明，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CBA难以进入主流、被纳入国家发展规划。在政治体系动荡、腐败流行、国家议题迅速变化、缺乏政治意愿的情况下，尤为如此。政府机构内部、以及执行NGO和CBO之间缺乏协调合作，让主流化进一步受到抑制。此外，机构和地方工作人员缺乏将CBA纳入政府政策所需要的技术、专业知识、资源、劳动力等能力，本地文化有可能会导致人们的脆弱性，也会抑制适应能力加强计划以及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这要求CBA实践者对当地文化保持同理心、敏感度。在很多情况下，人们的世界观、信仰、价值观等可以成为促进参与的一种资源。CBA乘着社区发展理念理想的翅膀出发，也面临着不少争议和挑战。但无可否认的是，基于社区的气候变化适应很重要，目前也已有相当的项目在亚洲、非洲、太平洋岛屿等地实践或已经完成。近年来，CBA的研究和知识经验分享也备受国际关注。因此，CBA仍然需要更多的行动者脚踏实地地实践和研究，需要更多方的共同关注，为更多脆弱社区提供更多更有用的适应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