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背景
气候变化的表现形式有多种，气温升高、气温变化幅度加大、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海平面上升、耕地和淡水盐碱化等。人类活动是导致气候变化的原因之一，整体趋势是全球气候变暖。气候变化很大程度上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困扰，每一个人类个体息息相关，以显著或细微的方式影响我们的生活，乃至威胁生存。全球都在为应对气候变化危机付诸行动，联合国拟定了公约，每年召开一次缔约国大会，共同研究减缓气候变化的举措。中国气象局发布2018年《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指出，全球变暖趋势仍在持续，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2021年，国家出台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表达出中国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
气候变化对不同的社区、群体、个体来说受到的影响具有差别，对于致使气候变化影响最小的小农群体，目前受到的影响却最严重（UN FAO，2016）。气候变化发生在他们生活的土地上，具象地呈现在乡村生活中。IPCC AR6综合报告指出，世界上近一半的人口（33-36 亿）生活在脆弱性高的地区，这些地区因发展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受到气候灾害的冲击更强。本研究以广西崇左市大新县驮押屯为例，从以下几个方面因素探讨提升中国西南部喀斯特地貌乡村社区、小农应对气候变化的需求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首先，喀斯特地貌使驮押农业生产受限，农业结构单一。驮押地处桂西南喀斯特山区，地下暗河多，土层薄，地貌不易渗水，稍雨易涝，稍欠雨易旱。其次，驮押属于广西恩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所处的桂西南石灰岩地区是我国17个优先保护的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之一，区域内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动植物。气候变化同样也在生态系统变化、物种脆弱性、多样性和丰富度等方面威胁生物多样性，进而影响物种间关系，对驮押社区居民的生计多元性和家园环境形成挑战。第三，社会生活的现代化背景下，人口结构问题上，村落空心化、老龄化。驮押屯内部没有学校，从幼儿园到高中，教育资源集中在车程半个小时之外的县城，或是同样差不多一样遥远的乡镇，学期内平均一周只回家一次。加上学校教育体系中的乡土教育为未受重视，这一定程度上导致后代缺乏对自己家乡、周边生活的了解。另一方面，社区儿童、少年很少再被要求从事农业劳动。大人也开始用普通话而不是当地土话和他们交流，对后代的希翼是接受教育，读好书。“不要做农”的观念影响着孩子。青年人大多外出打工，也逐渐与家园和土地产生距离。种种情况来看，使得社区间的代际关系相比过去疏离了，文化经验面临传承断裂，而其中包含着的农事知识和在地传统、语言系统，涵盖了应对气候变化（突发天气、自然灾害）的实践和智慧。文化与经验更多依赖口口相传形成，现在这种机会愈发减少。
综上，提升社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增强乡村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抵御风险，助力乡村发展。
韧性在此可以理解为一种精神、智慧和特征，文化韧性则是具有该社区特性的处事经验。在气候变化的语境下，文化韧性要探究的是驮押屯（居民）对家园环境（气候、农作物种植等方面）变化的感知与应对智慧和特征，在事件层面具象为暴雨、虫害诸如此类村民们经受过的困扰。“应对”本身是一种生态民族知识和环境互动的实例，应对气候变化的文化韧性探讨应属于人地关系、人与自然互动范畴。加之，文化韧性的主体是驮押屯居民，有人才有文化。因此，依据调查内容，报告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梳理呈现。
首先为后文的气候变化分析交代背景，依托“景观”概念对驮押生活空间有一个全貌认识，并说明山作为村落共同体的一部分驮押的人地关系。其次，以土、水为线索梳理农业结构、生产生活如何与气候变化紧密相关。接着，根据文献资料和口述材料，总结驮押的极端天气大事记和呈现当地人的描述和感受。最后基于上述资料，分析当地的气候状况和应对情况，回应气候变化下的文化韧性，在此基础上可能依据现有困境进一步提出相应策略建议。
(二) 目标
1. 通过文献检索与访谈搜集有关驮押屯的环境与气候变化状况、农业结构和生计方式的现状和变迁，将这些作为线索，从中整理出当地面临气候变化的表现和困境。
2. 进行人与环境互动关系的调查研究，包括人山关系。分析以往应对极端天气的农事经验和文化习惯，从中总结驮押应对气候变化的本土经验和实践。
3. 定位当地人对于气候变化的态度与认知；总结社区当受到的气候变化影响以及抵御相关风险的能力。
4. 梳理驮押屯在气候变化之下的文化韧性，为更有针对性地设计提升社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的活动提供支持。
二、 调查方法与过程
(一) 方法
文献检索，贯穿调查前的准备工作，调查过程中关于当地天气和气候文献档案的梳理，以及实地调查后的信息信度验证等。依靠大事记的方法，还原驮押屯的气候变化情况，包括历史上的极端天气事件。
半结构访谈，依据提前准备好的访谈提纲向受访者提问，访谈过程不需严格受到预设的问题限制。这样可以较为针对性地获取需要的信息。
小组访谈，通过小型座谈会或是自然聚众的形式来获得对有关问题的深入和多面的了解。
参与观察，调查者进入当地社区，参与当地人的日常生活，进行有一定时间跨度的观察。这样能够较为全面和深入地获悉驮押屯的社区日常、在地经验、以及历史记忆，再从中剥离出关于气候变化的内容。
总体来说，需要总结社区在气候变化下的文化韧性，探讨当地的气候变化落脚于农业所受影响、极端天气、生计变迁等具象事件上，询问当地人应对自然危机、农业灾害的历史记忆与在地经验；参与观察现实家园生活中当地人与自然的交集和困难，追踪个体对于气候变化的感知和体悟。
(二) 过程
基于先前在驮押屯生活与工作的经验，确定调查目标，指定研究计划并拟定访谈提纲，调查过程中对获取的口述内容与文献资料相互验证。
截至本次报告初稿撰写之际（5月末），调查过程如下：3月份，团队间商讨调查思路和方式、规划，并进行任务分工。当月驮押屯处于农闲时节，月初搜集所需数据和资料，撰写访谈提纲，月末开始实地调查，进行记录与访谈。4月份整理所获口述内容，继续完善访谈问题。5月份，进行报告初稿的撰写，及时补充所需材料。6-7月，报告修改。
三、 驮押屯介绍
(一) 驮押屯概况
驮押屯位于广西崇左市大新县，属榄圩乡正隆村。崇左坐落于桂西南，全国壮族人口最集中的设市区，是重要蔗糖生产基地，有“中国糖都”的美誉。大新县在崇左市北部，北回归线以南，云贵高原边缘，地势北高南低，是山区边境县，东南临崇左市江州区，西南靠龙州县，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接壤。全县山地面积占比52.87%，石山总面积143286公顷。山脉群峰连绵，走向不一，海拔在500至799米的山峰最多。县域内大多村屯坐落于山间盆地，这里壮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98%。大新县地处南亚热带南沿，由于石山与泥山间隔形成的地形影响，县内各地气候基本相同，即冬春微寒，夏季炎热，秋季凉爽；夏季雨量较多，有时出现汛期(大新县志编纂委员会,1989)。由于属于喀斯特地形，可利用的地面水和地下源比较丰富。
榄圩乡位于大新县东南部，辖社区1个，村委会14个，境内属半山区，地表、地下水资源丰富。驮押屯属山间洼地，无论季节，一天当中温差较大。当地生计方式主要倚靠种植经济，甘蔗为主导农作物，其次是香蕉、木瓜。每个家庭拥有甘蔗地几亩到几十亩不等，年底11月份到次年3月份为农忙季，一个家庭年收入在1到5万元区间，甘蔗种植是多数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过去，驮押屯在生活资源方面高度依赖现有的山林资源，薪柴作为燃料，木材作为生计产品，生活用水也取自地山间地下水，不过采集狩猎经济只作为偶尔补充。如今步入现代化生活之后，已经很少依靠在地资源。
驮押屯现居人口约有412人，109户，常住60户，现有贫困户24户，建设户2户，特困户2户。驮押屯的姓氏最初只有黄姓，现在还有零、陆、韦、凌、罗等姓氏。建村历史目前已经不可考。民国前，屯里建有小学，原先地址位于现今的篮球场，后搬到现在的鸟咔咔自然学校区域，1998年左右小学弃用。如今屯里没有一所学校，小孩上学要到乡里或县里，部分村民会到县里租房给小孩陪读。驮押屯驮押的自然环境资源优秀，物种丰富和生境良好，不乏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植物，比如冠斑犀鸟、石山苏铁等。社区有丰富的民俗文化，一年当中几乎每个月都有大大小小的传统节日，除了春节之外，最隆重的是侬垌节。语言操壮语方言，当地称“土话”。
(二) 发展机遇
驮押凭借自身的各种优势，不限于上述所说的稀有资源、人文条件，还有乡土空间布局、交通条件、地理位置、村民意愿等，2022年以来，在保护区、社会企业等参与的推动下，乡村发展有了新的可能。
宏观上来讲，这得益于大环境背景，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计划(邓港,2020)，如乡村振兴、旅游扶贫、生态保护建设；以及国内自然教育发展的热潮；广西兴起打造民族文化、生态乡村的模式等。虽然各类官方与非官方扶持单位的深层目的、行事逻辑、立场不一定都与驮押屯相同，屯里各个家庭、个人对于发展路径的意见并不始终一致，但目前看来总体上对于推动乡村建设、生态保护趋于利向。这使得驮押屯通过提升其组织能力，发展与生态保护相关的生计，以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冲击成为可能。
四、 驮押的环境与气候
(一) 生活空间景观
在中国乡村景观这一方面，有学者发表过看法。从平面或者横向看，每个社区都置身于一个由聚落-田园/牧场-山水三个圈层共同构成的生活世界。山水之丰饶，大大依赖于人之外并与人相关的水和山(王铭铭,2021) p 467。驮押也基本由这样的秩序组成，当地的空间样貌中，山又作为社区中的重要角色。以聚落为中心，田地在外围，相对隔绝于青山间。出入干道沿着山脚蜿蜒几公里才能到达公路。村落的公共活动中心属靠近村口的篮球场，这里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人们的休闲生活和文化活动，每天中午流动摊位准点到达售卖食物，农闲夜晚载歌载舞。
从海拔高度从上至下来概要驮押的生活景观，整个空间中最高海拔为自然物。喀斯特石山林青叶茂，有各类野生树种。相较于过去因为出于生计需求、政治运动人们需要去山上砍柴伐木、捕猎采集、取水，如今上山的活动频率变得很低。主要是养牛户赶牛去山上，而后到弄里放养，或是偶尔去山采集野菜和挖掘野山药。其次，是聚落的树木和民宅。驮押百年的古树有11棵，其中龙眼树6棵，古树上常附着各种附生植物。风水林是最能够代表壮族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例子，不得乱砍滥伐，所以常在风水林得以见到较为古老的树木和相对完好的植被。在人类学中这样的地方称为“圣境”，就是指所谓的“神山”“神林”，强调的是与自然崇拜相结合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基于社区的自然保护地）。解放前，驮押外围种植簕竹防土匪，现在还保留着几处竹林。当地住宅基本是自建房，最高的民房不过四五层。旧式民居是干栏式建筑，上层住人，下层养牲畜。驮押经济农作物主要有甘蔗、芭蕉、麻黄。当地的光景很大程度上由甘蔗的播种收获节奏主导。村中主干道基本铺装水泥路，延伸至田地劳作的地方则是土路。弄在壮语里是“山间平地”的意思，驮押有几处，其间放牧。过去弄里生长树木，后来大多被砍掉了。负地形方面有水库和鱼塘。屯里的水库是解放后正隆村五个屯合力修建的，水质清澈。屯入口处有一鱼塘，如今旱季无水，各家庭的小鱼塘也是类似情况，但山脚鱼塘还勉强能保持湿润。
(二) 人山关系
山区生态系统是对于气候变化敏感的生态系统之一。人山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驮押居民在气候变化面前变得体戚与共。山如何作为村落共同体的一部分影响人居生活？喀斯特地区的生态危机之一是石漠化。石漠化是“石质荒漠化”的简称，是广西最严重、最典型的生态问题，崇左境内广西石漠化生态脆弱区之一。这个过程喀斯特地区地表植被和土壤演变为（几乎没有植被和土壤的）岩石景观。历史上的毁林时期给石山生态系统脆弱造成了很大破坏，主要原因有政治运动过度砍伐、开荒耕作、以及生计利用（采石、放养牲畜、砍柴）。1990年，大新县开始实施封山育林，至2005年，全县封山育林总面积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33.8%，石山已绿化面积达70.42%（县志，170），而如今，石山绿化率已达97%。有驮押居民指着家园的某座山说过，“以前这些山都光秃秃的”。不易渗水的地貌类型和相较封闭的石山地理特性，使得驮押在自然灾害面前受到的影响更为明显。当地红土面积占据全村农地面积10%左右，相比黄土来说易干旱，在居民眼中并非良田良地。
社区居民（人）、石漠化（山）、气候变化三者息息相关，结果体现在生态环境退化、灾害频发、极端天气方面。人类活动和全球变暖使得石漠化卷土重来，甚至扩张。可以从这条线索来看：石漠化的人为因素同时加剧其发展，这个过程砍伐山林导致植被减少，水土流失，这既是气候变化的原因，也会导致社区抵御极端天气的能力降低。由此，山区生态系统的气候叙事更为紧凑，形成了一个逻辑闭环，而这势必要求当地人更注意与山区环境和谐共存、进行可持续利用生产发展。
一般来说，大多乡村山区社会经济欠发达。因山山相隔，乡镇集市遥远，过去交通效率低下的情况下，使得商品交易受限。这一方面阻碍了经济流通和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山间的传统文化流失得较为缓慢。驮押人山相邻的生产生活模式不乏“靠山吃山”的例子，包括前文所说的采集、上山捕猎、用水、放牧、 取木自用或售卖，还有小规模取山体的山石进行建筑生产等等。不过，驮押的人山关系不是高度依靠山林资源为生的狩猎采集生计，主要还是农耕。
在与山相关的文化和观念体系中，驮押的每一座山都有其名，山名在聚落的文化体系中世代传承。当地人对山也有自己的独特情感和感受，有村民认为驮押的山和外面的不一样。也有村民对于自己的家园受到外来亲戚朋友的喜爱和夸奖而感自豪，或是从地方生物学角度来看，村民不适应长久的离家生活而在外小病频发。
(三) 农业结构：现状、变迁及其原因
农业是代表人类与自然环境关系最为紧密的行业。在所有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产业群体中，农业部门受灾最为严重。其中旱灾是对中国农业影响最大的灾害，其次是洪涝和风雹灾害(余甜等,2021)。崇左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是22℃左右，年降雨量在1200毫米以上，水、光、热充足，其种植甘蔗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然而，崇左水土流失严重，隔年都有洪灾，地形主要是丘陵和山地，这种地形地貌严重阻碍甘蔗种植、管理、收获的机械化进程。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崇左开始广泛推广甘蔗种植，甘蔗生产与制糖业逐渐成为该市的第一大产业。2021年全市种植面积达502.46万亩。作为全国重要蔗糖基地，全市年产糖量200万吨左右，约占中国的五分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大新县把发展甘蔗（蔗糖）列入发展经济第一大支柱性产业(大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17)142页。农业结构调整落实到乡村和农民，这个过程使得驮押屯农业结构趋于单一化，玉米和稻谷退场，甘蔗成为当地主导性经济作物。短短20年间，驮押屯农作物多样性下降。种植甘蔗虽然是政策鼓励，一开始甚至有些强制意味，但在此过程中也逐渐转变为小农自愿选择。因为当地人表示，现在天越来越旱，种植其他作物也没什么好收成。而甘蔗只要种下去，长出来，不用担心功亏一篑，无论如何国企收购能为产出收益兜底。用村民的话说：“像现在种甘蔗，天气干旱都不怕，都还有一点收入。比如原来收成5、6吨，现在只有3、4吨，还是可以过的。甘蔗肯定是有糖厂收购，现在砍下来最多三四天就全部拉走”（李伯伯，20230323）。2005年左右刚开始推广甘蔗种植时，村屯运输道路情况未完善，常导致甘蔗不能及时运至糖厂而被雨水浸泡败坏。交通状况改善之后才有更多的农户开始愿意种甘蔗。
过去驮押主要种植玉米、水稻、花生，以及各种抗旱薯类豆类，如今是甘蔗、芭蕉、花生、黄麻等。社区内主导经济作物调整，于是农时节奏转变。图1是根据村民口述画的玉米和甘蔗主导下的农时对比图。这个过程中，人们的劳作节奏紧跟着发放蔗票上的日期指定，在期限内装在好定量的甘蔗给糖厂。有时候时间紧张，一个家庭精力有限，需要花钱雇帮手，或是冒雨砍蔗。
图2 玉米和甘蔗作为主导作物的社区农时对比
崇左的地理和气候条件适合甘蔗种植客观上给了当地和农民一个经济发展的机会。然而，规模化种植单一作物更难以抵御应对气候变化的冲击，一种说法是如此会增加疾病和虫害风险，因为附近没有其它动植物可以限制疾病传播或通过捕食来调节害虫存在；其次会降低土壤质量。同时，土地质量在种植甘蔗后随之改变，农户认为土地硬化与多用农药有关。过去，种植玉米用水牛犁地，翻地频率较高，而种植甘蔗三年才以农用拖拉机犁一次。诚然种植科学化、改良品种和施用化学用剂使得农作物大大增产，但是村民们都表示食物不如以前香甜美味。驮押土地上只剩下中老年人从事农业，年轻人多在外各行业谋生，代际间农事经验传承面临断裂。
(四) 村落水文与气候
村落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水环境。民族地理学、生态人类学学者管彦波认为，水井、水塘、水口作为最为活跃的环境因子，在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包括调节村落小气候（2016）。驮押当地的水文环境条件决定着水源形态。地处石山间，地下水丰沛，一般是取高山泉水饮用，水井较少。驮押有两处泉眼，土话（壮语）叫“mbo”，县志中列举为驮押泉，供周边几个小村屯共享。尽管水源就在自家屯里，对于农活一直做不完的农民来说，他们挑水时间很紧张。屯内无井，即使打到七、八米深也难见水源。
水塘是西南村落普遍的存在，驮押有两个大型水塘一个位于村前，曾是家家户户洗衣的清池，有上百年历史。更大的水塘位于村尾，当地称之“水库”，可在上面操舟行船，系1968到1969年全村人合力建造，当时在结束白天的农活劳作后夜晚加班加点，用人力开凿，用牛踩夯实。建成的水库的两三米深，清澈见底，能够直接饮用，里面“什么鱼都有，鲶鱼更多。鱼长得很大很好吃，都‘没人要’，随随便便就可以摸到一条”（罗伯伯，20230321）。虽然现在的水库的青绿色水面可见度低，但也要比前几年好得多。进入一个物质生活丰富的世代后，加上还没有环境管理意识，村民随手丢弃东西。一下雨，满塘水面漂浮着塑料，水库岸边垃圾、畜粪堆满，毫无落脚之处。后来，驮押动员村民进行清理，现在垃圾也是各家各户打包到垃圾池，才得以还原一个干净的水库。部分家户也有自己的小鱼塘，现在鱼塘相比集体时期更少，在村屯发展过程中大多都被填平为土地。当时驮押有三个生产队，也就有三个鱼塘。农户认为如今养鱼塘不太划算，天气稍干旱就无水（一般来说几十立方米的池塘确实一次天旱即干涸见底，但是该村民这一说法背后的意思是过去小鱼塘能经天旱），不过鱼苗长得很快，一下雨地肥都流到鱼塘里。
21世纪初开始，驮押屯每个家庭逐渐装上自来水，地下水泉眼也就被遗弃，成为一隅乡土景观遗址，泉上方腾空着一个长长的生锈输水管。驮押原有一老板承包了农业灌溉水利建设，后来因为某些原因而中途搁置，山上的水池废弃，留下来的设施也丢失了。现在面对干旱天气下缺水的农地，村民的临时应对措施是装满每次只够浇几分地的大水桶，运到地里人工灌溉。但如此只是杯水车薪和缓兵之计。
一个相对封闭和独立的社区内，水塘数量、状态和气候适应、应对之间有着内在联系。水塘、泉眼各有功用。一般来说蓄积水塘是为了灌溉、养殖（鱼和牲畜）等生产之用和洗涤等生活之用，而泉眼的水质较高则为人饮用和清洁。当年建造水库为解决用水紧张和拥挤，灌溉。水塘多可以缓冲极端天气事件对村落的冲击，一方面可以防洪，有村民回忆多年前的某次涝灾时，形容水库看上去像湖水一样宽广，几个月过去水位才下降。另一方面是抗旱，虽然现在取用自来水灌溉比较方便，但耗费成本也更多。但是水的来向和去向也重要，原来有自然洞排水，现在村民将山洞口刮大，雨水积聚不过一、两天就可以全部排出去。
(五) 文献资料与历史记忆中的天气与灾情
2021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的第六次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报告表明，人类活动已造成气候系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1970年以来的50年是过去两千年以来最暖的50年。预计到本世纪中期，气候系统的变暖仍将持续。全球变暖正在影响地球上每一个地区，中国也面临着变暖带来的一系列挑战。根据2021年广西气候公报显示，广西的天气较常年偏高0.9摄氏度，为1951年来最高，年降水量为近十年最少。旱情对甘蔗的影响在桂西南地区并未出现，而是对桂中桂北蔗区影响较为严重。
图表 3 过去60年广西平均气温呈上升趋势
桂西南的崇左是对广西农业旱灾风险最高的地区之一，另一个地方则是桂中的来宾(廖雪萍等,2020)。地方资料中在灾害记录这一方面有长期传统，不过现有的文献资料只能具体到（榄圩）乡一级以上。因此，关于驮押屯的极端天气事件追踪更多地依赖口述内容。但不同人的回答之间差异较大，只好与文献资料相互印证。根据《大新县志》记载，本县的自然灾害主要有水灾、旱灾、风霜、冰雹以及虫鱼鸟兽对庄稼的危害。地理地形和气候原因，大新县旱涝灾害经常发生，危害最大。1986～2005年，全县共发生旱涝灾害59次，其中旱灾33次，洪涝26次。洪涝多出现在5～8月，旱灾多发生在9月至次年3月（县志65）。驮押屯属喀斯特大石山区，基本匹配对大新县的灾害描述。喀斯特地区地下暗河多，常年冒水，地面河、池塘、泉眼也多，夏天雨季常出现涝灾，秋天雨水少又造成旱灾。群众中流传这样一句顺口溜：“夏天雨来淹死蛤蚧，秋天无雨僵了蚂蟥”。
每个人对灾害的定义和描述用词有别，记忆也可能会出现偏差。在村民的印象中，最多的是旱灾和涝灾。涝灾十年左右有一次，“很厉害”，最近的一次是2008年，又一说1988年左右。有一次，连续好几汛期都被“淹”。时长短的有一两天，一般是道路，水库则会长达好几个月，“夏天，看那个水面就像湖一样”（罗伯伯，202303012）。
一些共识是，雨水最多的时候是种水稻的时候，现在的天气越来越干旱了。在一次小组访谈中，小农们确切提到了2008年，那时候的主要经济作物还是玉米，去收割的时候下大暴雨，水淹到脖子，不得不赶紧撤离。4、5月份是下雨最多的时节。他们认为，因为土质的问题，越干旱越有收获（或许是一定程度的干旱）。
五、 驮押应对气候变化的本土实践与文化韧性
气候变化对农业产生了正负两方面的效应，但总体而言负面影响更大，而且未来风险严重。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使气象灾害风险增加，未来农田生产环境将退化，粮食增产幅度可能减低；农业病虫害加重，农田生产环境退化；气象灾害趋强，灌溉水供需矛盾尖锐7。
从广义概念来看，气候变化给人类文明带来不小冲击和影响；从狭义上看，人们本土实践和在地知识是可以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文化韧性。
(一) 人们当下对于气候变化的感知、描述与判断
对于本土天气的体会感知上，小农们是深刻关注到的。整体来说2023年的春夏比较干旱，3月末短短一周的实地调查，就已经能够捕捉到气候变化的诸多表现。村民们对此也有切实感受：一周内气温升降幅度大，从最高温35度到最低温17度。天气预报预计的“明日小雨”，不仅是明日复明日，结果等来的也只是片刻的毛毛雨，农户们对此表示“勉强够淋菜”。彼时甘蔗和花生缺水艰难生长，迟种的甘蔗则仍未发芽，有烂在地里的风险。这时候正是刚种下去的甘蔗苗需要水的时候，人工运水浇灌只是杯水车薪，缓兵之计。村民们的看法几乎一致，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往年3月份不曾有过有这么高温的天气。人们更是清楚地从正月十六数起，已经一个月半没有下过一场他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雨”了。许多人都表示出“在等一场春雨”的感慨。
以下是部分村民的口述。
明天要去给甘蔗浇水，已经种下去十几天了还没有发芽，从来没有像现在那么旱过。 去年种下去不到一个月就长得整整齐齐，今年从正月十五到现在都没怎么下过雨（现在二月三十已经过去一个半月）。不发芽甘蔗在地里都会烂掉，如果现在不下雨，那甘蔗、花生还有玉米都会受到影响。先用自来水浇水一次，如果后面继续不下雨，那也不行。古良屯（隔壁村屯）那边有水库可以抗旱，水库下面那片都是种稻谷的，但是如果不下雨也是一样的干旱。前两年他们水库也没有水。(黄敏忠，韦小芳，3月20日)
以前很少有像今年这么干，去年也没有。前年和今年甘蔗都减产。天气好就可以。再几个月不下雨甘蔗都（？）。我们家种得快现在已经这么高了（比划，差不多有一个成年人的膝盖高），种了几亩。现在太干旱还没有放肥。前几天说明天有雨现在又改了。这里现在最需要一场大雨，就合适了。不然这个农作物都枯死，现在种那个花生都要挑水来淋（笑），不然就发不了芽。（李志军，3月23日）
整体来看，文献记载、公开数据与村民们人生半载的体知相互印证，现在降雨比以前少，迟，极端天气灾害如今也少见。驮押居民能够判断现在的高温比以前更高，但是不能确定冬季是否比以前要冷，因生活条件改善影响了个体判断，比如着衣更暖和，烤火影响知觉体感。
时间限度缩短，近几年的判断更趋准确。当地人回忆“前几年收甘蔗的时候又冷、还下雨”。此外，旱季村口大池塘如今会干涸见底，过去则一年四季保水，有村民认为是近几年果农为种果树而挖池泥所导致。还有村民会告诉自己的女儿冬天不用给自己再买棉衣，原因是此时农忙没什么机会穿。再者，他本人对“全球气候变暖”有所听闻，更印证他本人对家园气候的感知。有认为气候变暖导致病虫害变多，其中一种是吃玉米根的“地老虎”。
总之，这几年环境变化方面，有得在他们的印象中从未发生过，居民们能够基本判断得出气候变化的趋势。
(二) 气候变化对当地生产生活的影响
综上所述，气候变化在近两年对农业造成的影响可以总结为：
气候变暖变旱，高温提前且温度变高，雨水变少并推迟。
以上对驮押本地多数经济作物生长造成的不利影响，一方面是温度和降水量的变化，另一方面是时节滞后。春雨推迟，居民们只能后延作物的播种时间以降低死亡风险，导致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受到影响。因此，收成不稳定，质量和产量下降。由于驮押无灌溉系统，上级水库放水不及时，小农只好大量地接自来水去浇灌甘蔗、花生等已种植作物，增加水资源耗费量和人工成本。如果干旱时间长，还可能会影响人们的娱乐生活乃至民俗活动。比如春节后迎来农闲，妇女文艺队夜晚会聚集练习歌舞。而队员中种植滞后的家庭或是忙于劳作或是需要休息，也就整体导致缩短了娱乐时间，有时候不利于准备文艺活动。
(三) 当地面对极端天气灾害的策略
本研究了解到驮押居民过往应对极端天气灾害的策略主要有以下几种：
水资源调用：目前驮押应对春旱的方式是用大型水桶接水到农地里进行人力浇灌。近年市场出现的大型水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旱季农业用水问题，但灌溉系统的缺失仍制约着当地农业的发展。
多元生计方式：外出务工，这使得家庭的生计来源多样化，而不仅仅是靠家里种植经济作物。外出务工除了年轻人外，也有年纪稍大的村民。务工方向包括建筑装修、木工、进厂打工等。收集甘蔗叶喂牛，其他时节则放养弄里；2022年以来部分留村村民把握乡村发展机遇，调动闲置资源，开设民宿和餐饮。
资源管理：遵循封山育林公约，不乱砍滥伐、偷盗、狩猎山林资源；向外承包村里的公共田地，拓展村集体的收入来源。
文化守则、家园意识：进行水库清洁工作，维持人与环境的良好互动。
购买保险：以家庭为单位购买农业保险，如遭受自然灾害造成农业损失时可以得到补贴。
(四) 驮押应对气候变化的文化韧性
农民的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是首当其冲也是最严重的，积累了一定的适应性经验，也掌握相关的传统知识和技术方法，解读和应变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变现出了强大的创造力（Salick and Bye 2007)。驮押的传统生态知识中就包含对气候环境的应对，杆栏居住房屋是为了防止风湿。他们足够了解脚下的土地，认为“这里的土抗旱，虫灾基本没有”。基于对环境的了解，应用人力改变自然环境，减轻受灾程度，比如把排水的山洞刮大，增大排水量。或者把房屋周边的大树砍掉，以免暴雨大风天气有掉落危险，威胁生命财产安全。驮押对气候变化有一定的抵御能力，但是如果长期如此，边际效益递减。总体上他们应对气候灾变的意识和能力还比较薄弱。虽然山林依然保持完好，但是已经不具有原生态属性。村民自己也说现在很难找到粗壮的大树，往前的二、三十年，上百年的大树还很多，这可能不利于固土。
农民解读气候变化的能力应是强大的，他们的适应性和应对经验从农业活动中提取。但只是老人和中年人能够给予回答，他们有更长的生命经历去感受这些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先于气候变化调查出现，现如今，物种识别和保护上已经调动起部分村民的积极性，那么，如果对于气候变化的意识稍加培训，是否也具有同样的效果呢。调查发现只要稍经提醒，人们的确能够意识到家园天气和气候的变化，且契合整体气候变化表现趋势的拟定。年轻人学习能力快，尤其在社区发展工作的外部推动和影响下，他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有所提升，对于家园的道义和责任感也有所加强，会是家园建设和能力提升的重要力量。与外界不断互动的过程中深刻认识自己的文化，这个过程中的文化主体性凸显，其是具备“文化自觉”的关键所在。不仅仅是年轻人，部分中老年群体也在积极接受新时代的变化和把握发展机遇。他们选择成为接待户就是一个例子，以及他们对于未来的变化也在保持着包容和好奇态度。一村民说他一生中经历了三次建房，用泥巴、用砖、用水泥，笑着讲不知道十年二十年后又会有什么可能。很多村民都没想到自己这个在山里面的普通村庄还能发展旅游，大多数人对新事物表示出欢迎和接纳。此外，在愈发重视基层建设和村务工作内部的当下，实际上内部凝聚力强在加强，共同体意识有新的变化，对于村屯的公共事务参与有新的参与形式。
从传媒角度的“接受研究”来看，除非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不然大多数居民都会从电视、手机各种信息渠道或多或少听闻关于气候变暖的信息，无论是严肃的新闻报道，还是广告。尤其在甘蔗产业作为重要产业的地区，相关农业的解说也会偶尔谈及天气和气候变化趋势，报告虫灾，或售卖农药。也就是说，社区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这一方面大有潜力。而且，小农接受一个新的农作经验过程也很快。他们对于甘蔗种植的了解程度可见一斑。这种种都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文化韧性。
中国还有许多类似驮押屯这样处在人与自然命运连共的紧密空间聚落，过去大多讨论“天人合一”，现在说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环境和谐议题始终具有重要性。气候变化不可避免，人类社会只有适应和调整，欠发达地区，增加村落共同体（人群社会与人居环境）抵御风险的能力，而一个关键渠道是将保护自然环境，将可持续发展道路具体化、在地化，增加多元生计渠道。
撰稿：廖湘湘 肖晓波
出品：南宁大戟生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支持：千禾社区基金会
日期：2023年7月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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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新县志编纂委员会, 童健飞. 大新县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王铭铭. 人文生境：文明、生活与宇宙观.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
邓港. 乡土旅游扶贫何以可能——广西大新县的经验解释. 对外经贸, 2020(09): 97-99.
廖雪萍, 黄梅丽, 雍阳阳, 李妍君, 周绍毅, 秦川. 气候变化对广西农业影响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气象研究与应用, 2020, 41(04): 72-80.
7 吴绍洪. 中国“气候变化的影响、风险与适应”研究进展：中国《第四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第二部分》解读［J］. 中国人口·资源与 环境，2023，33（1）：80-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