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钢　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国际狮子会理事

张爱玲在解释爱情时说过一句话：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

这句话用来解释刘小钢人生的转向再合适不过。除此之外，寻找任何一种因果关系的企图，最终都被证明是徒劳的。

她刚巧赶上的一步，诞生了中国第一家社区型基金会—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千禾基金会”)。300多家草根NGO组织、6000万珠三角地区常驻人口，因为这刚巧赶上的一步，成为受益者。

刘小钢说：“最大的受益者，其实是我自己。”

《中国慈善家》2018年12月刊封面

2005年，刘小钢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留学期间，参加了一场学校组织的拍卖会。和常规拍卖会有所不同，这场拍卖会有一个“默拍”的环节。

“大家不用举手，看到喜欢的就自己写一个价格报上去，最后出价最高的人得到拍品。”

刘小钢相中的拍品，是和波士顿社区公益基金会总裁共进午餐。

“我不太了解社区基金会是做什么的，我想这是个机会。”那天，刘小钢出了全场最高价，拍得与保罗·S·格罗根(Paul S Grogan)共进午餐的机会。

波士顿社区基金会创立于1915年，意在“鼓励和培养繁荣、充满活力的地方”。迄今，该基金会累计为超过100家公益机构和创新组织提供过种子基金。与刘小钢就餐时，保罗·S·格罗根向她详细介绍了波士顿社区基金会的运作模式、发挥的作用，以及基金会的价值所在。

这顿午餐，是千禾基金会成立的源头。

刘小钢为这顿午餐支付的竞拍价，是200美元。钱归了哈佛，那顿午餐，是格罗根买的单。

刘小钢的哈佛毕业典礼

从哈佛到中国

2006年，刘小钢从哈佛毕业归国。成立千禾基金会之前，她在公益领域沉淀了3年。

这3年，并没能让她把在哈佛学习到的NGO管理知识学以致用，大部分时候，她面对的，是无助的底层劳动者，以及初创的草根NGO团队。比起理论体系和发展远景，这些人更需要的，是真金白银的资金帮助。

“回国第一天就出了糗。”2006年1月，刘小钢从美国回国，一头就扎进了中国NGO年会会场。轮到她发言时，她将自己留学两年来的所学所见、所思所想一股脑儿讲了出来，可台下的人从始至终，眼睛都不抬一下，有的看手机，有的翻阅会场资料。这让刘小钢倍感失落。

“这么好的东西，怎么没人感兴趣呢?”

为她解答疑问的，是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研究中心的朱健刚教授。他告诉刘小钢，中国的公益组织处在一个非常初始的阶段，她在哈佛所学的完美理论模型，在国内尚缺乏落地的土壤。

这个答案让刘小钢十分难受，“感觉自己被悬在了半空”。

两年前她关掉经营10年的房地产公司，远赴美国学习公益时不曾想到，归国即迎来这样一记“当头闷棍”。她开始担心自己的这一选择因为这个答案的揭晓而变成一个错误。

“我甚至开始自问，是否应该回到商业那条道路上，重新去做企业。”她连问了10次，内心的回答都只有一个字：“不”。

最终，听从朱健刚的建议，刘小钢留在中大公民与社会研究中心，用脚步去丈量哈佛到中国的距离。“访问了很多草根公益组织，去了解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需求。”她说，这改变了她对中国的认识。

汶川地震救灾时刘小钢(左)参加当地政府举办的会议。

在商界拼搏近20年，刘小钢看见的，是一个因改革开放而日益富裕、发达，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待到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做公益，目光所及，是贫困与落后交织，未能充分享受改革红利的另一个中国。

“这对我特别重要，让我真正认识了国家的全貌。”她说，她觉得自己有能力，也有责任，为填平横亘在贫富之间的那一道鸿沟努力。

栖身中大公民与社会研究中心的日子并不安逸，甚至比当年博弈商界还要劳心劳力，但刘小钢觉得值。最重要的，是当她对研究中心“做支持人的工作”这一宗旨有了深刻的了解后，她忽然意识到，这与当年在美国留学时，格罗根为她介绍的社区公益基金会所做的工作，如出一辙。

为什么不在国内成立一家类似波士顿社区基金会的组织呢?这个想法的诞生，让刘小钢终于找到了在中国开展公益的可行性道路。

长期和草根公益组织接触，让她意识到，草根公益组织有着丰富的项目操作和服务经验，但缺乏社会资源和组织建设的管理知识。如果能成立一家基金会，为一线服务机构提供包括项目资金、人才培养和技术理念等在内的全方位的支持，那么整个公益行业内部，将形成一个良性的生态系统。

“社区基金会是一种非常好的模式，它的重心直接下沉到社区，不论是捐赠人还是受捐人，都在这个社区里面。社区基金会的成立，建立了一个公共事务的处理平台。”刘小钢认为，社区是一个社会组成的最小单位，既然是踏踏实实做公益，那么就需要从最基层做起，做扶持社区公益的基金会。

2009年，千禾基金会成立。

2009年，刘小钢与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发起成立千禾基金会。所谓“千禾”，意在培养更多推动社会进步的“小禾苗”，促进更多小的组织、社区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去。

截至2009年10月，国内一共有1597家基金会，而“千禾基金会”无意间填补了一项空白，成为国内第一家社区型基金会。

百色 百色

千禾基金会不是刘小钢涉足公益的原点，中大公民与社会研究中心也不是。

2000年2月，《南方日报》刊出了一篇记录时任广州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陈开枝去广西百色扶贫的文章。陈开枝和刘小钢的父亲交情莫逆，刘小钢叫他叔叔。

《南方日报》的那篇文章给刘小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想不到在革命老区百色，还有十多万群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没有生活用水，更谈不上土地耕种。

彼时，刘小钢的房地产生意正做得顺风顺水。她于1994年进入房地产市场，时代的机遇、个人的秉赋，成就了她的荣光。但周而复始的成功，越来越难让她体会到成就感。

“盖房子总是在不断地重复曾经做过的事，这种重复让我意兴阑珊。”刘小钢说，这或许是她被陈开枝去百色扶贫那篇文章打动的另一个原因——潜意识中，她希望生命有更广的维度，更高的追求，而不只是纯粹为挣钱而忙碌。

那篇文章刊出不久，刘小钢在一个场合遇见了陈开枝。她跟陈开枝说：“陈叔叔，我不知道能为您做些什么，您下次去百色扶贫时，带上我行不行?”

2000年底，陈开枝再次前往百色前，想起了刘小钢的那番话，于是致电邀约。刘小钢二话没说，放下手头儿的工作就跟着陈开枝奔赴机场。

广西，百色，田林县，六隆镇。2000年，这里安置着百色市隆林、田东、田阳、德保、那坡、凌云及田林本县贫困山区移民4000户，共计2万余人。陈开枝带着刘小钢第一站奔赴的，是六隆镇的中心小学。

即使过了很多年，再度回忆初到六隆镇中心小学的情景，刘小钢依然情绪难平。映入眼帘的一切，令她“震撼”—破败的教学楼、残缺的桌椅、尘土满面的孩子和仍然坚守在讲台上的老师。那一刻，她觉得必须做点儿什么。

“这里的教育环境很差，如果你有能力，就帮助他们一下。”陈开枝对刘小钢说。

刘小钢当即表态，她来重建中心小学的教学楼。

2001年春节过后不久，刘小钢捐赠的50万元，帮助六隆镇中心小学兴建了新的教学楼、校门、教师厨房，以及文化长廊。在新教学楼落成前，陈开枝邀请刘小钢重返六隆镇，见证这个光荣的时刻。

刘小钢犹豫了。

母亲在她原计划飞赴广西的前一天夜里，住进了医院。“我妈妈之前患肝癌已有15年，当时已经是晚期。这次摔了一跤，躺在医院，病情十分严重。”刘小钢把实情告诉陈开枝，说自己抽不开身。

陈开枝听闻，一早赶到医院探望了刘小钢的母亲，然后和刘小钢商量，之前几个项目落成，都没人陪他一同前去剪彩，这一次，他还是希望她能一同前去。“你快去快回，老人家应该没事。”

挣扎再三，刘小钢咬着牙，踏上了陪同陈开枝前往广西的旅途。

“陈叔叔的事是大事，我妈妈的病也是大事。”刘小钢心想，妈妈也许不会有事的。

六隆镇中心小学新教学楼落成典礼结束后，刘小钢在返回百色的途中，接到了家人的电话：母亲不行了。

当她连夜赶回南宁，搭乘最早的一班航班回到广州时，母亲已经深度昏迷。没多久，老人离世。

“我妈对我那个时候离开她意见很大。她觉得她都病成那样子了，我还不在她身边。这件事，也让我一直深感愧疚……我想，如果妈妈知道当时我去做了什么，也许，她不会怪我的……”

六隆镇中心小学新教学楼的投入使用，让刘小钢在公司运作之外，有了新的牵挂。之后数年，她一有空就赶回六隆镇，继续为改善当地的教育环境出钱出力。当地的报纸后来曾撰文这样形容她——

刘小钢说着标准的北京话、广州话、英语，在所有的场合都能成为最引人注目的人。良好的出身、秉赋和见多识广的经历，使她自信而平易，活泼但不夸张。所有与她接触的人，都会不自觉地受到她旺盛的生命力和热情的感染。而不屑于小利小节的个性，又使她很容易与他人建立起双赢的合作关系，生意也越做越大。

然而事实上，从2001年始，刘小钢对生意本身的兴趣，越来越弱。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葡萄牙人若泽·萨拉马戈在《失明症漫记》中描述过这样的心境：“虽然我生活得很好，但这个世界却不好。”

刘小钢有着同样的感受。她的眼睛，不再只停留在商业层面，她试着把目光投向身边，投向她一直身处其中，却忽视经年的“另一个世界”。

那里没有高朋满座、鳞次栉比;那里没有迎来送往、觥筹交错。

2003年，刘小钢的公益之举，从广西百色，辐射回她成长生活的广东。这一年，她和几位朋友相约在广东偏远山区为当地学校筹建教学楼。年底，她又加入了广东狮子会。

“我们希望找一个平台，让筹建教学楼从一桩独立性事件变成一个项目，这样才能获得长期持续发展的机会。”谈及加入广东狮子会的初衷时，刘小钢给出了这样的答案。那时的她没有预料到，14年后，她将从这里走向国际狮子会，成为这家拥有百年底蕴的国际公益机构的第一位中国内地籍理事。

2017年，刘小钢(右)走向国际狮子会，成为这家拥有百年底蕴的国际公益机构的第一位中国内地籍理事。图为她陪同国际狮子会总会长在中国访问。

在广东狮子会这个平台上，刘小钢和她的朋友共同创建了一支名为“创梦服务队”的公益小分队。创梦服务队的宗旨，是让每一个孩子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

“我觉得那是一种责任。”刘小钢说，孩子是国家的未来，“你只要给他们打开一扇窗，他们的眼睛立刻就会变得明亮，然后，他们会给你带来无限的惊喜与可能。”

这惊喜与可能带给刘小钢的快乐与成就感，是商业上的成功从未抵达的边界。在创梦服务队所感受到的自我实现，让她跨出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步：告别商业，全身心投入公益事业。

“商业上取得再大的成就，终究也只是财富的积累，而在公益行业中实现的自我价值，要比积累财富有意义得多。”

2004年，47岁的刘小钢关掉自己的房地产公司，远赴美国留学。她想得清楚，既然准备把生命的下半场全部投入公益事业，那么她需要去学习什么是公益，以及该如何做好一家公益组织。

刘小钢(右二)成为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历史上任期最久的一位秘书长。

即使掌握了先进的公益组织管理知识，即使在国内公益领域沉淀了三年，被朱健刚评价“比我们这些做了十多年公益组织扶持的人，还要懂公益组织”，但千禾基金会未来究竟该如何发展，对于2009年的刘小钢和她的合作伙伴来说，仍然显得迷雾重重。

太多的草根NGO组织需要帮助，太多的公益项目需要资源对接，千禾基金会甫一成立，还没来得及思考自身定位、未来发展方向等问题，即投入到琐碎但延缓不得的公益扶持中去。

向阳花女工服务中心、咏春口述史、拜客广州、麦田计划、广碧关爱儿童中心……千禾基金会在成立初期，以无差别方式不遗余力地扶植、资助着根植于珠三角地区的草根NGO组织。

向阳花女工服务中心的创始人骆红梅原本是一名女工，工作中不幸受伤之后经历了艰难的维权之旅，她由此萌生了创立一家为中山当地女工服务的公益组织的想法。面对草创初期缺乏资金的难题，骆红梅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向千禾基金会提出资金申请。

“那时向阳花的注册还没办下来。”骆红梅说，让她没想到的是，向千禾基金会提出资金申请不到一个月，49800元的支持经费就拨了下来。有了这笔资金支持，骆红梅支付了场地租金，又招募了3位工作人员，向阳花女工服务中心的注册，也很快办了下来。

“我们的目标是扎根社区，建立女工互助支持的网络。”在给千禾基金会的资金申请书上，骆红梅这样写道。这句话获得了刘小钢的认可。

2010年，就在刘小钢为千禾基金会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个不期而至的邀请打乱了她的步骤。远在北京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第二任会长，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拨通了她的电话，请她出任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秘书长。

刘小钢一口回绝。“千禾基金会那时刚刚成立，工作千头万绪，我没有精力再去另外的组织开展工作。”

王石不死心，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他的目的只有一个——一定要说服刘小钢到阿拉善SEE履职。有人告诉他，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秘书长，一定要找一个既懂企业家，又懂公益的人来做，而在当时放眼国内，除了刘小钢不做第二人想。

王石是个认准了目标就一条道走到底的人，碰巧刘小钢也是。数番交手，败下阵来的总是王石。最后，王石改变了游说策略，他不再强调刘小钢对这项工作的不可或缺性，转而问她：“你做公益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让它变得更大，让更多人参与到公益中来吗?阿拉善(SEE)有这么多好的资源，你为什么不把这当个机会，把这里的资源引入到公益平台中去呢?”

事实证明，这是刘小钢唯一的软肋，而王石准确地找到了它。

刘小钢和王石做了君子约定，以一年为期，她到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帮一年的忙，开展秘书处的工作。王石满口应允。

但一年的时间转瞬即逝，只够刘小钢制订完工作规划，根本谈不上展开执行。她觉得就此离开有些不甘心，也有负所托，于是决定再留任一年，待阿拉善SEE秘书处的工作步入正轨，再专心从事千禾基金会的工作。

孰料，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会长从王石到韩家寰，又到冯仑、任志强，刘小钢始终未能从秘书长的位置上离开。

“你辞什么职?我刚上任你就辞职，你这不是坑我吗?”在任志强任上，他不容刘小钢分辩，对她的秘书长任期做了调整：“你得陪我到卸任那一天。”

不论刘小钢怎么说，任志强就是不松口。即使后来刘小钢告诉他，她已经培养了一位非常出色的继任者，任志强不但全然不听，反而在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理事会上批评刘小钢“没有责任心、自私”。

2015年1月，刘小钢终于累倒了，血压飙升至200多，直接被救护车送进了医院。

没咒念的任志强，终于在4个月后批准了刘小钢的辞呈。此时，距离她和王石的一年之约，已过去了4年，她因此成为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历史上任期最久的一位秘书长。

回顾这4年的经历，虽然承受了各种压力，但刘小钢对其给予了极高的肯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千禾基金会后来的发展方向、机构框架，都和她这4年的工作经历有关。

2009年，千禾基金会的成立填补了国内基金会的一项空白，成为中国首家社区型基金会。“千禾”意指培养更多推动社会进步的“小禾苗”。

找到千禾

2015年，刘小钢回归千禾基金会，第一件事便是重新厘清基金会的定位与发展策略。

她意识到，在成立之初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无差别式的公益扶持让千禾基金会本身的定位不够清晰，既缺乏基金会独有的特色，也很难形成影响力，这对后期开展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比如，基金会在前期广泛地支持草根民间组织，并没有考虑到这些组织具体在做什么工作，“只要感觉靠谱儿就都支持”。虽然这些组织做了很多有助于解决社会问题的工作，但由于力量分散，导致基金会在募捐时面临一些困难。

“捐款人希望看到他们的捐款让这个社会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刘小钢说，千禾基金会在发展前期，忽略了这一层面的考虑。他们资助了300多家草根公益组织、500多个公益项目，由于这些项目广泛分散在教育、文化、科技、工人维权、老人健康等诸多领域，导致千禾基金会在面向捐款人时，很难用清晰的数据来说明他们为解决哪些社会问题做出了突出贡献，“捐款人因此很难持续地支持我们。”

4年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秘书长工作，让刘小钢认识到聚焦二字对于一家基金会的重要性。

刘小钢从阿拉善SEE归来后，千禾基金会将项目扶持聚焦在教育、环保两个领域。“我们还不是一家资源很多的组织，需要集中力量解决最主要的问题。”

教育方面，千禾基金会推出“榕禾计划专项基金”，旨在解决流动人口生计安全、子女教育等问题，方便到珠三角地区打工的外来人口更好地落脚社区、融入社区。截至目前，“榕禾计划专项基金”已在珠三角地区支持了64个流动人口社区服务项目。

环保方面，千禾基金会在2018年与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老牛基金会、阿拉善SEE基金会等另外9家基金会，联合创立了生态环境保护资助者平台。该平台将运用战略慈善理念，促进环境领域资助者的合作与发展，引领对未来环境领域的资助方向，实现环境领域慈善资金的社会效益最大化。

迄今为止，千禾基金会收到的最大单笔捐助，来自刘小钢自己。面对这种现状，千禾对未来的规划是，不去树立特别远大的目标，比如一定要把千禾基金会做成10个亿或几十亿的大基金会等等。

“我们做‘小而美’的基金会。”刘小钢说，千禾基金会在明确了自身的战略定位后，反而能沉下心来，专注于项目本身，“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结果，根据这个结果的诉求，去寻找匹配的资源就好。”

如今，得益于刘小钢的捐助，千禾基金会在不动用本金的情况下，依靠利息及投资所得，行政费用及项目资金都有了稳定的来源。这保证了千禾基金会能够集中精力于产品设计、好的公益项目的寻找与挖掘。

“只有这样，千禾基金会才有机会得到越来越多人的信任，也会有更多人愿意和我们一起，把社区公益长久地做下去。”刘小钢说。

十余年间，她其实也有那么一瞬间，为自己和商业做彻底的切割感到后悔。她想过，如果那个切割的时间再晚上一点，也许她能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今天的公益事业中来。

“但是也不一定。”刘小钢想了想，又否定了自己，“也许，我的人生，就应该自那一刻，开始新的旅程。”